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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我是一个懒人，眼见Blog就要从月记变成年记了...
其实我最近很辛苦地写了一篇游记，断断续续地写了四万多字。因为MSN的空间可耻地不能上传（另有百多张配图）
所以我就放在论坛上了
大家自己去看罢，照片确实还不错的，但不代表文字部分可以被忽略掉
以下是部分游记的节选：
提到儒家文化,我就在这里扯远一点。也许扯得太远而不像是游记，但记不得是哪个先哲说过：‘一个地方需要很多很多的历史才能积淀一点习俗，很多很多的习俗才能成就一点文化。’因此，我认为从文化的角度来介绍一个地方要比单单列举‘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看见了某某东西’来得更好。
现代的西方价值观建立在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基础上，在施行中使用的是一种“社会契约”。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他的著作《功利主义》中作了如下阐述：‘功利乃是道德的目的。道德之所以必需，就在于其乃是追求快乐的工具。’ 接下来西方的制度学便围绕着功利主义建立起来，其核心就是一种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社会契约。
反过来思考儒家哲学，它的利他主义思维是建立在空泛的伦理道德说教上的。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立意并不是不好，只是在施行的环节缺失了。
可以这样总结：儒学在伦理学中的哲学领域（也就是阐述‘人应当怎样做’）做的很充分，但是在规范道德领域（也就是‘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朱熹称之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做人准则只能令有血有肉的儒生们将功利主义最终理解为利己主义。
同时，那些圣人所教诲的行为规范也只能让民众得出圣人不是人的结论。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百善孝为先’，我们就来看看在中国儒家奉为黄金时代的尧舜时代所谓的‘孝’究竟是什么样的。
根据《尚书》记载：尧老了，要选接班人，大臣们推荐几位有才能之人，尧都不同意。最后，有人提出舜足以担当重任，理由是“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意思是舜的母亲早死，父亲瞽叟愚昧，弟弟象桀骜不驯，他们都想杀掉他。舜却非常孝顺，能与心术不正的父亲、不忠诚的母亲、傲慢的弟弟和睦相处，最终感化了他们。
据说，舜的父母想杀掉舜的时候，就找不到他；而有事要找他的时候，他又总是在身旁侍候着。瞽叟要杀舜，让他登高去用泥土修补谷仓，瞽叟从下面放火焚烧。舜用两个斗笠跳下来逃开了。后来瞽叟又让舜挖井，舜挖到深处，瞽叟和象往下倒土填埋水井，舜在侧壁凿出一条暗道又逃开了。当瞽叟和象以为舜已经死了，一起瓜分舜的财产时，象甚至打算把舜的两个妻子也就是他的嫂子占为己有，牛羊和谷仓则归父母。
面对如此险恶的父母兄弟，舜回去以后不仅像以前一样待奉父母，友爱兄弟，还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罪过。Oh，My God。这哪里还是人，这根本就是小强，不但得像小强一样生命力顽强，怎么干都不死，还得比小强贱不知道多少倍。
如舜一样，被中国儒家文化训练出来的九段孝子还有孔子的学生曾参。据悉《孔子家语》记载，“曾子耘瓜，误斩其根。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臂。曾子仆地而不知人。”儿子失误弄断一棵瓜果的根，老爹就拎起棍子就往死里打，曾参的父亲实在是一个神经质的暴力狂。然而，过了很久苏醒过来的曾参站起来第一件事是走近老爹问候道：“刚才我得罪了父亲大人，您为教导我而用力打我，您有没有受伤吧？”
呜呼，中国竟能出如此父亲和‘孝子’。最Niubility的是，曾参回到房里故意弹琴唱歌，“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闻之，知其体康也。”
圣人孔子听到这件事后大怒，可惜孔圣人怒的不是曾皙老爹的暴力，而是曾参的‘陷父亲于不义’。孔圣人搬的例子就是舜 ：“你没听说过吗？昔日舜侍奉父亲，父亲使唤他，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要杀他，却找不到他。父亲轻轻地打他，他就站在那里忍受，父亲用大棍打他，他就得赶紧逃跑。因此他的父亲没有背上不义之父的罪名，而他自己也没有失去为人之子的孝心。”
如此自虐式的孝，却正是儒家所谓的理想人格。
《礼记·祭义》有云：‘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听听，就是这种舜和曾参恪守不渝，堪称灭绝人性的行为规范在儒家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可是在四海之外的西方，虐待子女的父母是要被抓起来坐牢的。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内心里其实都知道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多半是忽悠… 久而久之，凡事心照不宣的规则就成了中国的文化。
这也是为什么从文化内涵看，中国社会容忍不确定性和含蓄（tolerance of ambigity），因此在中国社会中个体承受的风险高，压力大。
西方社会一度也为《圣经》教义中变态式的道德准则束缚了千百年。‘人家打你左脸，你就应该把右脸也伸过去’便是连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一段典故。
但是，西方人在工业革命之后开始重视制度学的研究。回溯西方的历史，现代社会契约的思想启蒙从西方文艺复兴始，之后边沁创立功利主义，约翰·密尔发扬广大，最终成为体系。那时候欧洲人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倡以理性替代神权，重新审视人性。最终将伦理体系从‘服从神喻’转变为‘以人为本’。
文艺复兴时的以人为本不同于我国儒家的‘君子之道’，这里的人是背负着原罪的一般人，不是比小强还强一万倍的圣人。
举个例子，在西方的博弈论（game theory）中对人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rational，或者说自私的）,自私的人在具体选择策略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博弈论研究的中心是理性（自私自利）的人之间如何进行策略选择的。对比我们的四书五经，上面却多是道德完美的人应该如何如何做。现代西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在此可管中窥豹矣。
数学家纳什（John Nash）曾提出一个有关博弈论的均衡定义，内容是假设有n个人参与博弈，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局中人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从而使自己效用最大化。所有局中人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Strategy Profile）。这里的均衡指的是某一种由所有参与人最优策略组成的策略组合（Strategy Profile）。即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见约翰·纳什《非合作博弈》（1951））
接下来艾克斯罗德博士（Robert Axelrod）利用纳什均衡理论中‘囚徒的困境’模型分析了博弈论中群体的合作关系。艾克斯罗德利用计算机模拟博弈的过程，力求找出个体在合作过程中能够采取的最优策略
实验证明了所有成功的策略都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从不首先背叛，即‘善良的’
二、对于对方的背叛行为一定要报复，即‘可激怒的’ 三、不能人家一次背叛，你就没完没了的报复，以后对方如果改为合作，你也要合作，即‘宽容性’ 这类策略被简称为‘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从社会学的角度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互惠式利他’，tit for tat行为的动机是个人私利，但它的结果是双方获利。
因为博弈的基础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以及‘没有权威能够干预个人决策’的两个假设上的。因此在‘囚徒困境’模型中成功策略的三个特征便代表了西方制度学中个体在社会合作中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同时，纳什均衡中的核心思想，也是西方建立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石。 我自己是比较相信和谐社会的答案在于群体博弈的策略组合（Strategy Profile）中，而不是在古代典籍的圣人之道里。
我们想象一下那个‘你越是害我，我就越是爱你’的舜如果不幸生在了近代的西方社会，估计他非但不会被人民选为总统，倒是更可能直接被送到精神病院去…
需要注意的是，当个体都遵循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式的行为准则时，群体利益不可能取得理论上的最优化。因为要获得最大群体利益，除非每个人都愿意牺牲自己，遵循完美合作的策略，也就是除非每个人都是完美的圣人。可惜圣人只存在于宗教和传说中，因此制度学寻找的是作为人，不伟大也不崇高的普通人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
对比中国的儒学，儒家思想的前提是人性本善，并且企图通过劝人向善的方式达到个体与群体利益的和谐。其道德标杆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尧舜禹汤那神圣化（自虐化）的行为。而就是这种一厢情愿的哲学致使中国的制度学伦理一直处在空中楼阁的状态，最终使得群体利益变成了一种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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